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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并购过程中的税务洞察

来源: 发表时间: 2017-11-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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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x insights in the process of overseas M&A
海外并购过程中的税务洞察

日前由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、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、中税咨询集团主办的“2017中国并购基金峰会”在北京万达索菲特酒店举办,中税咨询集团总裁宋宁在峰会上发表了以“海外并购过程中的税务洞察”为主题的演讲。他指出:海外并购过程中要注意两方面的内容:第一是要设定一个清晰有效的并购目标,第二是识别重大风险并有效防范

海外和国内的并购,往往都会存在着很多税务的误区,很多上市公司,包括并购基金,在税务上面交了很多的学费。海外并购过程中要注意两方面的内容:第一是要设定一个清晰有效的并购目标,第二是识别重大风险并有效防范。

设定清晰有效的并购目标

这个目标是什么?比较通俗,三句话,18个字,“走得出,走得稳;长得大,长得快;拿得回,拿得多。”
整个并购分成三个阶段,分别是并购环节、运营环节和退出环节。
第一个是并购环节。企业设立基金也好,或者用上市公司私有资金也好,并购目的一定是让并购的标的企业,长得更大,长得更快,最终企业再退出来,拿着钱回来。从税务考虑,应该是在并购初期就要把三个环节想清楚,而不是说在第一个环节只想第一个环节,后面的事不管。有很多大型的企业,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,他的并购团队往往是只负责第一个方面,后面是不管的,对他的战略部门、基金运作部门也好,首先想到的是怎样能够以最快的速度,最低的成本把这个标的拿下来;至于说这个标的拿下来之后怎么运营,不管了,交给投后部门或者企业运作部门、管理部门去孵化培养,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,也可能在退出的时候出现更大的问题。因为中国投资的标的企业,往往退出的时候会有几倍甚至是十几倍的收益,如果不做好相应的税务筹划,意味着可能会出现重大的税务方面的损失。
第一个并购环节定了两条目标:走得出、走得稳。也就是说,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,一定要做好税务的尽调。通常做一个收购,财务尽调、法务尽调是必须的,为什么还要做税务尽调,这里举一个例子:三桶油之一的中国央企,在收购北欧的一家石油公司时,忽略了税务的尽调,当时的并购比较成功,对企业市场份额的提升、技术的提升都非常有帮助,但是企业并购过来不到两年,收到了当地主管税务局将近两亿美金的罚单,这些都是公开报道的,大家在网上应该搜得到。因为他并购的那个企业实施了一个比较激进的国际避税的策略。大家知道,北欧的国家是高福利国家,当地的税收比较重,这家企业设定了一些关联交易,把在当地国家的利润转移到新加坡,因为新加坡税负比较轻。把当地的利润转移到新加坡,整体地降低了企业的税负。中国的央企拿到这个企业后,没想到对方的税务局对这家企业进行了反避税调查,最后落实其转移巨大利润到新加坡,然后开出两亿美金的罚单,差不多就赶上本次并购的交易额了,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,没有做好税务尽调,导致了大量的税务损失。当然这个案例最后是大团圆的结尾,因为中国的央企也动用了国税总局力量,跟对方的税务局进行磋商,最终以非常低的代价了结了这宗税务案件。但是可以想象,如果没有中国税务机构的支持,如果没有大的央企的背景,中国在海外的税务损失是很难避免的。这就提醒企业在进行并购、“走出去”的时候,一定要走得出,走得稳,一定做好税务风险的防范。
第二个环节是运营环节,讲怎么长得大,长得快。国际税收的变化,其实是风云莫测的。2014、2015年的时候,全世界各国包括像G20的国家还在开会,讨论怎么加强国际税务的合作,打击国际逃税,出台了行动计划。但是没想到2017年,各个国家反而推出了很多税收的优惠,最典型的是美国的新任总统特朗普提出了大幅度减税的政策,他的提案是把美国的税额从30%降到15%,虽然目前还没有通过,但是最近消息是美国国税局跟美国国会已经进行了建设性的沟通,初步达成了意向。英国国税局也出台了专利的优惠政策,只要是在英国的企业,依据无形资产,包括专利、特许权、商标等等,在英国可以享受极低的税率。国际税收的风云莫测的变化下,中国在企业运营过程中,如何充分运用各个国家的税收政策,降低全球综合的所得税负,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国际上有很多有名的公司在利用税收方面的一些制度,或者说一些差异来谋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,典型的包括像苹果、谷歌、星巴克等等,他们的成功案例,有效把自己的企业所得税负从平均20%降到个位数以下,这些都保证了企业能够健康快速地增长。
第三个是退出环节。并购基金投资其实是为了退出,退出过程中,怎么样能够控制税负、降低税负负担,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。以中国国内企业举例,中国国内投资一个有限责任公司,用有限责任公司去投资并购一家企业,并购标的去退出上市。他的税负非常重,加起来是40%的综合所得税负,因为公司转让股权,先要交25%的企业所得税,个人从公司取得分红还有一个20%个人所得税,20%个人所得税加25%企业所得税,这两块加起来的综合税负就是40%。如果从海外角度看,这个税负反而可能会更高。通常来讲,海外并购的结构是什么呢?多数的结构就是说集团,或者基金要进行海外并购了,首先要在香港设一个投资平台,作为一个募资平台和投资运营平台,为什么设在香港,因为香港跟大陆没有时差,也没有语言或者文化方面的障碍,通常都会在香港设立。在香港设立这个投资平台之后,中国企业要去寻找标的,如果说企业锁定标的是在美国,那往往要再设一个在美国的投资平台去搜索或者是考察投资标的。如果选好了,这样设立的结构会变成什么?就是中国大陆投资到香港,香港投资到美国,美国再投资到被投资的标的企业。这是一个看起来好像理所当然、顺理成章的投资结构,我来分析一下税负是什么样的:首先,美国企业本身要交美国企业所得税,联邦所得税35%,再加上州所得税,州和州不一样,比如3%的所得税,大概39%左右的企业所得税,美国标的企业交完所得税之后,再分红给到美国的持股平台。美国是没有居民企业之间分红免税之说,美国企业交完所得税之后,分红给持股平台,这个持股平台还会再交税,当然有所减免,但是他的税负基本上也会在10%以上,所以这两块加起来差不多就是50%。美国投资平台如果再分红给香港,也是有税收的。因为美国企业向境外支付股息分两种:一种是有税收协定,是5%或者10%,这是优惠税率;如果没有税收协定,税率是30%,香港跟美国没有税收协定,美国的投资平台分红给到香港要缴纳30%的预提所得税。简单相加,39%加10%再加30%,差不多80%了。如果这个香港的公司能够再把这个利润分红给回到大陆,大陆的企业所得税25%,当然有一些海外所得税抵免,如果抵免不合格,就意味着企业分红回到大陆再要交一个25%的企业所得税,这样算术相加所得税就已经变成105%了,赚的钱还不够交税的。这是我们强调的税务方面的考虑。

识别风险并有效防范

可能产生的税务风险,主要包括五个方面。
第一个就是不详尽的税务尽调。中国企业大多不考虑税务问题,不考虑税务风险。相反外资企业却会考虑这点。举一个例子,一家外资500强的公司去并购中国国内的一家电力控制方面非常优质的企业。当时并购完了委托税务专家帮着做一个税务风险分析,看税务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点。后来税务专家从审慎角度出发,给他列了将近20个问题,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,就是关联交易问题,这个企业集团里面既有在普通税率25%地区的企业,也有在西部大开发交15%税率的企业,他的利润在15%税率的西部大开发企业和25%税率的普通税率企业之间进行了一个人为的安排,这个安排虽然税务局没有提出质疑,但是专家认为可能有风险,给他进行了披露。两年之后,当时披露的报告,成为这家外国公司对中国公司进行索赔的依据。当时并购的时候,他在并购条款里面签署了一个税务风险的条款,也就是讲,被并购的这个标的企业任何税务风险,对方有权要求进行赔偿。虽然没有被税务局查出来,但是通过提醒专家帮他出了一份报告,他拿报告标明存在的隐患,要求对方降低售出价格,去赔偿可能的风险。可以看到外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经验非常丰富,中国企业应该向他们学习。
第二个风险是不合理的融资结构。还举美国投资的例子,中国企业到美国去投资,设立投资平台。美国没有注册资本要求,一美元注册的公司发起的收购可能是好几亿美元,甚至是十几亿美元,那些钱从哪来?资金安排往往都是通过内保外贷,或者海外发行债券,或者海外募集的方式再打回给美国公司,美国公司用这笔钱进行收购。这里的投资结构就是,一美元注册的公司,通过借款假设10亿美金,发起一个10亿美金的收购。在美国国税局怎么认定这个投资结构呢?会认定说这10亿美金加一美金都是资本金。这就意味着这10亿美金所担负着银行贷款利息,或者是说这个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利息在美国没有办法抵扣,因为发行主体或者贷款主体是香港融资平台,由香港来抵扣这部分融资的成本。但香港是避税地,所以在香港累计大量的财务费用有用吗?没有用。因此,这种融资安排就变成了在美国实现利润,但是企业没有财务费用去冲它;在香港支付了大量融资费用,这部分又没有办法冲减利润,最终变成了一个非常低效的融资结构。
第三是不合理的海外投资结构。比如从大陆到香港,或者从大陆到新加坡,从新加坡投到德国,在德国进行并购。这时可能就会出现税收协定问题,香港跟美国没有税收协定,30%的预提所得税,白白增加这么多,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其实还有5%的税收协定,企业可以从30%降到10%,再降到5%。举例来讲,美国跟瑞士,美国跟卢森堡就是5%的税收协定,如果中国发起对美国的投资、对美国并购,是大陆直接投?还是用香港平台?还是用瑞士、卢森堡的投资平台?税务上来讲差异非常大,5%到30%,基本上六倍的差异。
第四就是说不重视涉税条款。比如外资企业在中国并购的时候,他的并购条款写上了税务风险承担的原则。再举中海油的例子,则是并购条款里完全没有涉税条款,导致对方税务局提起反避税调查,所有损失由中国企业承担,而不是由原卖家来承担,这就是非常大的漏洞。
第五是对并购之后的企业疏于管理。因为现在中国国内的一些民营企业,甚至包括一些国企,对税务不是很重视,往往都没有设立税务总监的职位,甚至连税务处都没有,就是财务监管税务,这些税务往往都是直接委托给当地的税务所,当地一些中介公司帮他办理,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疏忽,尤其在不同税务所之间转换,或者出现人员变动,就有可能导致企业出现税务方面的损失。
这五大风险造成的损失主要是包括这几个方面,第一个就是历史上的合规问题,第二个是交易本身的税务风险,第三个是可能会对报表的影响,例如商誉的摊销。
识别了风险,那么规避的措施是什么?
第一个是要识别这个风险,识别正常的风险。第二就是合同条款里面的涉税条款一定要有,包括风险的归属等等一定要在收购条款里面去把它列明。第三个就是要量化税收风险,关联交易可能有风险,这个风险到底是多大,需要多少的拨备才能够去覆盖掉等等,这些就是量化的问题。第四个是税务的补偿条款。
然后就是股权结构,海外投资股权结构的可能性主要有三种,第一种是母公司直接投资标的公司,第二种是设一个中间控股公司,第三种是中间设立多层控股公司。
在发起并购之前,对于结构设计要有一个充分的考虑。是采取直接的结构?还是间接的结构?还是中间多层结构?直接结构非常好,很简单,很直接,中国公司买美国公司,就直接买,比如中化买先正达,就直接买了。它的好处就是效率非常高,很直接很短;它的弊端是中国跟对方国家没有好的税收协定,可能导致有比较多税收负担。还有一个弊端是这个海外项目公司产生的利润,必须拿回中国。间接结构也是有利有弊,间接结构的利,可以做一个税收协定的安排,把预期所得税降到最低,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海外项目赚的钱分红可以留在海外,留在香港,留在瑞士,暂时不分回中国来,保证外汇的灵活性,同时也有一个延迟纳税的效果。但是坏处是中间控股公司要享受税收协定,因为各国都有反避税安排,如果企业纯粹是一个空壳公司,没有实质经营,那可能不仅享受不到优惠,反而有一个惩罚性的措施。多层结构的好处就是更灵活了,因为中间有好几层,可以根据不同的司法区域的公司法,或者在当地的税收协定进行一个多层安排。
债券融资还是股权融资,这是两个不同的结构,股权融资没有资本的费用,所以企业不能够冲利润,要交税;债券融资可以把融资费用做所得税扣除,可以冲掉当期的利润,降低当期的税负。至于用股权还是债券,是报表好看,还是交税少,这可能就是每个公司不同的选择。
运营阶段重点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,第一个问题看企业的经营模式是不是最佳,是不是充分运用了全球的供应链和全球的所得税的各种各样的优惠,包括组织结构,包括业务流程。典型的例子,美国苹果从富士康手里买过来,再卖到欧洲这种业务模式所有税是交在美国。因为从富士康手里把苹果手机买过来,再卖给英国的电信公司等等,整个利润的归集是在美国,需要交税,但是如果说美国公司在BVI设一个欧洲销售公司,用BVI从富士康手里买手机再卖到英国,这个税收是留在BVI,BVI没有税,这样就可以不用在美国交税,也不用在中国交税,甚至不用在英国交税,这是组织结构、业务流程。如果只是一个单一的国内企业,中国企业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安排,但是如果成为一个跨国公司,进行了海外并购,就可以进行全球业务模式的重组,也包括设子公司还是设分公司,优惠的使用等等,这些都是运营阶段必须要考虑的问题。
退出的方式有多种,第一种就是转让资产,第二种是卖出东道国的主权,第三种是出卖中间层的股权,等等,不同的退出方式其实是面临了不同的税负。(高晶晶、路鹏飞根据宋宁演讲整理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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